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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學家華羅庚頭像

俗話說，“國之大事，莫過于祭祀與戰爭”。中國自古就有祭祀的傳統，其中祭祀天地日月南北四方最為重要。人們對自然萬物的崇拜與皇權緊密相連，逐漸成為帝制時代的重要行為、制度和傳統。北京地壇寺始建于明嘉靖九年（1530年），是明清時期祭祀“地皇”的場所，現已成為接待萬千游客的著名公園。

詩人屈原大理石頭像

在這樣的地方安放一位當代作家的骨灰、為其立像，顯然不妥。這不僅關系到史鐵生家屬和讀者的意見，還關系到文物保護、園林規劃、文學創作與文化批評、城市規劃與建設的關系等問題。而且，這樣的建議如果被批準，勢必會引來大批民眾要求在公共場所立名人像，而所謂“名人”的立像標準本身就不明確：為什么地壇公園可以安放一位作家的骨灰，而故宮卻不能立幾位文物學者的雕像？

魯迅大理石雕像

我們不需要這樣簡單的紀念方式來表達對文化的尊重。作家是通過作品說話的，沒有作品就不是作家。真正理解一個作家的讀者，只會在他的作品中尋找他、理解他、紀念他，沒必要去觀摩、崇拜一個新創造出來的偶像。那些呼吁地壇“接納”史鐵生的讀者，顯然沒有深刻理解史鐵生的這句話。在《我與地壇》的結尾，史鐵生寫道：“宇宙以無盡的欲望，把一曲一舞煉成永恒，這種欲望有著什么樣的人性名稱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。”正是文本中的蒼涼、虛無感，讓史鐵生和地壇相愛了。就連史鐵生自己，大概也不會在意自己死后是否會葬在這里。

據媒體報道，史鐵生的家人對于他的骨灰能否安葬在地壇似乎有著矛盾的心情。史鐵生遺孀陳希米說，她對丈夫的安葬沒有過多詢問，曾想過把他安葬在北京西北部有山有水有樹的地方，但考慮到地方太偏僻，就沒有繼續下去。在最近出版的《讓死者活下去》一書中，陳希米說：“一個想法又浮現在她的腦海里：我要把你的骨灰安葬在地壇。沒有紀念碑，沒有墓志銘，沒有蹤跡，也沒有人想知道……沒有，我們說好不要墓地的。你說只要我一想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那就是你的墓地。你在那里，到處都是，我們想念你的地方。”逝者已去，家人的心情如此，很能理解。

在崇尚簡葬的現代文明社會，我們當然主張紀念逝者不必拘泥于形式，特別是文化名人。佛教領袖、學者趙樸初先生在九十歲高齡時寫下遺囑，后附有一句詩句：“生我樂意，死我無悔。花落花開又開，水流不息。我有何等？誰能安息？明月清風，不必尋覓。”這種超越生死、聚散、得失、榮辱的人生觀，更值得我們理解和紀念。學者、文化人應該有這樣的理解。